冯友兰先生与西南联大纪念碑

本录音是冯友兰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留下的，由宗璞先生提供。录音中，冯友兰先生背诵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的部分内容。

冯友兰（1895－1990），字芝生，河南唐河人。哲学家。1928年至1952年在清华大学任教，曾任秘书长、哲学系主任、文学院院长、代理校务会议主席、校务会议临时主席等。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，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。

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原作建立于1946年西南联大正式结束之际，矗立于原联大校址——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校内。在清华大学校园主干道西侧的青草坡上，有一座复制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，碑体主看面朝向昆明所在的西南方向，正面刻有冯友兰先生撰写的碑文，背面镌入抗战期间参军学生之姓名，共计834人。一侧刻有西南联大校训，另一侧则为此次建碑所立的碑志。依据地形条件设置的层层叠落的台地，和不规则的折线，凸显着中国知识分子刚直的品格。三块台地代表当时联合起来的三所大学，不同的铺地材料寓含三所学校的性格。

1938年4月2日，南迁的清华、北大、南开在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，三校师生高举“爱国、民主、科学”的旗帜，团结合作、弦歌不辍，不但维系了中华教育之命脉，也创造了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。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正是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而建。

冯友兰先生在晚年回忆录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写道：“1946年上半年，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，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，梅贻琦说，我们在昆明呆了七八年，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。会上我就提议，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。大家都说好，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。我就筹备立一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。严格地说，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，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。碑文是我作的，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，可谓一稿二用。”“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，署名‘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，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，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’。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。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，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。那一天上午，先开联大的会，全体师生集合，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，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山上为纪念碑揭幕。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。”

在钟灵毓秀的清华园中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静立道旁。它是一个时代的象征，一群学人的精魂，更是一个民族在患难中所迸发的精神与力量。

纪念碑的碑文如下：

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，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，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；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，为时十四年；再上距清甲午之役，为时五十一年。举凡五十年间，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，至是悉备图籍献还。全胜之局，秦汉以来，所未有也。国立北京大学、国立清华大学，原设北平，私立南开大学，原设天津。自沈阳之变，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，惟以文化力量，与日本争持于平津，此三校实为其中坚。二十六年，平津失守，三校奉命迁移湖南，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，以三校校长蒋梦麟、梅贻琦、张伯苓为常务委员，主持校务，设法、理、工学院于长沙，文学院于南岳，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。迨京沪失守，武汉震动，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。师生徒步经贵州，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。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，设理、工学院于昆明，文、法学院于蒙自，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。一学期后，文、法学院亦迁昆明。二十七年，增设师范学校。二十九年，设分校于四川叙永，一学年后，并于本校。昆明本为后方名城，自日军入安南、陷缅甸，乃成后方（当作“前方”——冯注）重镇。联合大学支持其间，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，从军旅者八百余人。河山既复，日月重光，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，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。原有三校，即将返故居，复旧业。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，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，可纪念者，盖有四焉。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，居东亚之天府，本应绍汉唐之遗烈，作并世之先进，将来建国完成，必于世界历史，居独特之地位。盖并世列强，虽新而不古；希腊、罗马，有古而无今。惟我国家，亘古亘今，亦新亦旧，斯所谓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者也。旷代之伟业，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，立其基础。今日之胜利，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，而联合大学之使命，与抗战相终始。此其可纪念一也。文人相轻，自古而然，昔人所言，今有同慨。三校有不同之历史，各异之学风，八年之久，合作无间。同无妨异，异不害同；五色交辉，相得益彰；八音合奏，终和且平。此其可纪念者二也。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天道并行而不相悖，小德川流，大德敦化，此天地之所以为大。斯虽先民之恒言，实为民主之真谛。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，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，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，外来“民主堡垒”之称号，违千夫之诺诺，作一士之谔谔。此其可纪念者三也。稽之往史，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，偏安江表，称曰南渡。南渡之人，未有能北返者：晋人南渡，其例一也；宋人南渡，其例二也；明人南渡，其例三也。“风景不殊”，晋人之深悲；“还我河山”，宋人之虚愿。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，乃能于不十年间，收恢复之全功。庾信不哀江南，杜甫喜收蓟北。此其可纪念者四也。联合大学初定校歌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，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，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。校以今日之成功，历历不爽，若合符契。联合大学之始终，岂非一代之盛事，旷百世而难遇者哉！爰就歌辞，勒为碑铭，铭曰：

痛南渡，辞宫阙。驻衡湘，又离别。更长征，经峣嵲。望中原，遍洒血。抵绝徼，继讲说。诗书丧，犹有舌。尽笳吹，情弥切。千秋耻，终已雪。见仇寇，如烟灭。起朔北，迄南越，视金瓯，已无缺。大一统，无倾折。中兴业，继往烈。维三校，兄弟列。为一体，如胶结，同艰难，共欢悦，联合竟，使命彻。神京复，还燕碣。以此石，象坚节，纪嘉庆，告来哲。

（清华新闻网12月16日电）

供稿：国学研究院

题图：李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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